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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页 > 基教 > 各地学校 > 绥棱一中贴吧 > [文章]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下）1 | 人气指数:[ 12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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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文章]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下）1 | |
| 第二，对外开放有助于拓展改革的思路。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代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市场经济已经发育得较为成熟，其运行规则也较趋于完善。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本质属性，更好地把握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先期做法，包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制度创新、资本市场和金融运行，以及宏观调控等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拓展改革的思路，加快改革的进程。 第三，对外开放有助于借鉴并吸取其他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和不少值得吸取的教训。对外开放有助于中国了解这些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其他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加快改革的进程；通过吸收他们的教训，可以减少改革的失误。 八、改革的协同配套：推进全方位改革 由于改革触及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以改革不仅要突破传统的经济体制，还要冲破其他各种旧的僵化体制，实现国家政治制度、人们思想观念及社会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这就要求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寻求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纵向深入”，而且还要注重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横向协同”。 1.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之时，就明确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并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这篇讲话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1994，第336、342页）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的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从7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都重申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进入新世纪，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从9个方面部署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条道路的基本制度框架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把民主政治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又从国情出发、稳步推进、注重实效。从国情出发，就是根据中国国情，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稳步推进，就是考虑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不能孤立进行的，必然受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是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注重实效，就是民主政治建设是否真有成绩，最终还是要由实践的效果来检验，要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人民的生活是否改善，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 2. 逐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两个文明建设问题，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并把两个文明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问题。党的十二大具体部署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方面。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概念，并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在此之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都没有明确地把人类文明区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两个方面，也没有用精神文明这样简洁的概念来概括教育、科学、文化、思想、道德纪律等文明现象，更没有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社会主义特征的高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重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并首次提出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入21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具体部署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首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提出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大之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命题。在试点的基础上，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深刻把握世界发展潮流和趋势中，首次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的十七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进一步部署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 中国的改革实践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基础，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 3.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相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与此同时，随着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并且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越来越强。面对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合。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从6个方面进行了部署：一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二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四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五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六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中国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中，着重处理了三组关系： （1）国富与民生的关系。也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这方面的重点是围绕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政府转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一方面注意激发社会活力，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发挥公众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协同作用，以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协作、共同治理的制度安排。 （3）多元与平衡的关系。一方面顺应经济成分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力量多元化的趋势，同时又注意平衡和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健全各种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 九、改革的推动力量：注意发挥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 在改革的推动力量上，中国既重视来自基层的探索和创新，又注重领导层的统筹和协调，一方面自下而上推动改革，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推动改革。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上下互动的体制创新机制，为改革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源泉。 1. 尊重基层和民众的改革首创精神 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在世界上没有现成模式，必须在实践中探索。这就需要充分激发来自多元社会经济主体内生或自生的改革力量，稳步有效地扩大基层和民众的参与，通过在基层实践中探索，自下而上推动改革，以降低改革的风险。 一是尊重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改革首创精神。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基本依靠力量。以最早起步的农村改革来说，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为了摆脱贫困，冒着风险自发地将集体的耕地包干到户，将农村的传统经营体制撞开了一个大缺口。中国的领导层支持了农民的伟大创造，使农村改革得以开展。在30年的农村改革中，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重要成果，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农村基层的民主制度建设，都首先是农民群众的尝试和探索，之后由领导层对群众创造加以总结和规范，上升为理论、政策和制度。农民群众不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农村改革的主体。应该说，允许农民打破思想和体制的束缚，允许农民探索制度创新，是农村改革能够比较顺利进展的一大基本经验。 二是尊重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改革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变革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推进改革开放所依靠的重要力量。以其中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说，改革开放之初，一批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开始冲破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他们勇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大胆改革，艰苦创业，成为改革的先锋者之一。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个体私营经济所蕴涵的改革能量，逐步调整传统体制下有关的压制性政策，不断放松对其限制，认可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并赋予其合法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不断创造环境和条件，鼓励其发展，为使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进行了持续的探索。经过30年的发展，由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所支撑的民营经济逐渐壮大起来。仅从就业结构看，到2007年底，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已经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27％；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当时没有私营企业及其就业人员，个体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0.16％。现在，民营经济的密度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因子之一。 三是尊重地方政府的改革首创精神。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向地方放权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地方不但是许多改革政策自下而上产生的源泉（如安徽的农村承包制改革和四川的企业承包制改革等），而且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先行者和实验田（如广东、福建引进外资和建立经济特区的改革），同时也是支持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政治力量。考虑到中国的大国特征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分权化改革能够促使地方针对本地情况进行制度创新，避免“一刀切”和僵化；同时，也有利于地区之间的学习和模仿，形成创新经验向地区外的溢出和示范效应。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中国转型经验时，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下放财权和经济管理权限的行政性分权改革，特别是财政分权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分析是“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假说。（参见Montinola, G., Yingyi Qian and Berry Weingast, 1995; Qian, Y., and B. Weingast, 1997; Qian, Y., and G. Roland, 1998; Jin, H., Y. Qian and B. Weingast, 2005）该理论认为，中国的分权化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而言，带来了激励结构的改变，使其具有很强的动机去保持和维护市场化进程，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这一理论反映了某种“制度共识”，即在经济转型期，“校准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包括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激励，可能比“校准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更重要。当然，中国的分权体制也存在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问题，特别是与政府职能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一定的冲突。如何改善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今后改革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2. 发挥领导层在改革中的统筹协调作用 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破”又有“立”，而且进程较长，并关乎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蕴藏着较大的风险。没有统一、坚强的政治领导，包括具备较强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权威政府，改革是无法顺利进行的。邓小平曾强调说：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邓小平，1993，第277、278页）30年来，作为领导层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在改革中的总揽全局、统筹协调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确保改革目标的一致性。某些转轨国家的教训表明，转轨期间，如果政治领导者的更迭过于频繁，每届领导都无法贯彻一套完整、一致的战略和政策，那么政治经济的震荡就尤为剧烈，转轨的时间也会拖得更长。在中国，改革的领导者目标一致，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凭借其在发起改革时的智慧和能力，以及在坚持改革时的影响力和坚定性，始终比较成功地驾驭着改革的进程，使改革在方向上不发生偏离，沿着既定的目标不断前行。这是确保改革具有合意性的基础。 其次，确保改革路径的有效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领导层对自上而下改革的部署与引导，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对自下而上改革的激励和升华。从改革方案的部署特别是初始行动的选择看，主要是由领导层根据现实中最主要的约束或者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缓解约束或解决问题的时机，而相机抉择。由于改革往往是“路径依赖”的，当最初的改革推出后，后续的改革要求会接踵而来，制度变迁便沿着某种内在的逻辑不断演进。基于此，中国的领导层在后续的行动中，注意遵循这种内生性的轨迹，在引导改革的进程中，尽可能确保改革的速度和顺序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路径相契合。对于突破旧体制框架、来自局部的改革试验和创新，中国领导层一直予以支持和鼓励，且注重集中群众智慧，将基层实践提升到理论上来概括，提升到制度上来创新，并向全国推广。 其三，确保改革决策的公共参与性。中国在进行改革决策时，尤其是近些年来，注意引入公共选择过程，不断提高社会参与程度。在听取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采取多种方式，组织社会力量包括专家等，共同研讨改革方案，以提高改革决策过程的公共参与性、透明性、科学性。通过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决策，努力使改革决策兼顾到各方面利益。 其四，确保改革政策的动态时间一致性。以土地特别是耕地政策为例，为了切实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国领导层于1984年明确提出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1993年进一步提出土地承包期延长到30年不变，实行减人不减地的政策；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和实施，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真正走上了法制化轨道；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又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从而进一步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种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了改革政策的可信性。 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首先，改革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其难度越来越大，攻坚的任务越来越重。其次，改革将进一步向全面制度创新的方向扩展，改革的系统性越来越强，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协调，也需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之间的综合配套。第三，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要因应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新的发展框架，对相关各方面改革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第四，既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好国内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又要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趋利弊害，改革的风险性不容忽视。最后，对于改革的领导者而言，也面临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完善改革方式，增强改革动力，进一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的重要使命。面对上述挑战，在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中，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大的魄力，在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继续探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定型的目标持续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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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lihai123 2011/2/12 17:56:53 打印 回复 短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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