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事关心》课后理解.探究四：结合各自生活体验，举行一次“努力读书”与“关心政治”讨论会
【观点参考】
参考一：怎么能“事事关心？
早晨一来到办公室，就随手打开了放在办公桌上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杂文集。让人惊奇的是，打开的页面正是那篇著名的《事事关心》的文章，看了一下书页数，第156-157-158页。我昨天从书摊买来的时候，第一想法就是看一下这篇文章，可是，很奇怪，就是没看到，翻了一下目录，也因为匆匆的心情，也没有看到文题。当时我就怀疑，是否这篇杂文在再版的时候被删除了，记得在初中语文课本上读这篇文章时，书上注释上明明说，该文选自《燕山夜话》。由于昨天事情较多，也没过多地计较，翻了几遍后没有找到也就作罢了，可没曾想，今天一翻书页，就打开了这篇文章，真是奇了！于是，我静下心来，把这篇文章重温了一遍。
《事事关心》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文中说，不读书而空谈政治的人，只是空头的政治家，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同样，不问政治而死读书的人，那是无用的书呆子，决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决不能不关心政治。所以，这篇文章开头，就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对联为话题说开去，精辟地阐说了“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的关系。文中还说，我们只要懂得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这两方面紧密结合的道理就够了。
然而，在当下，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地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这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呢？真不好说啊！
我在文章开头所叙，想急切地打开那篇文章，可就是找不到它，而在无意间，它却神奇地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颇为感慨。有时，你想急切地做某事，而且总想很快把事情做成功，可偏偏事与愿违，挫折和失败让你苦不堪言。有时感觉，事事关心的越多，受到的伤害就越多，可就在你心灰意冷的时候，成功却悄然而至，然而，此时你却没有多少兴奋和欢乐了，因为你已近似麻木不仁了，象一方湖水，原来清澈纯净，微风一来，细波荡漾，可现在，污泥已混浊湖水，微风难以让它迷人地荡漾。当然，成功最后能向你走来，总还是非常幸运的，这说明苍天有情，天不绝路！但又有多少人能有如此的幸运呢？
身处校园，几乎天天是，读书声，声声入耳，也常常有“风声、雨声”相和，诗意流动，清雅荡漾，行走其间，却没有多少激情，如此这般，还有心情去说什么“事事关心”？
参考二：读书：政治宣传的真相
乔姆斯基是一个公开指责当权政府谎言和罪行的政治评论家。在美国他不仅没被流亡或坐政治监牢，反而被冠以“美国良心”的美誉，这本身就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明证。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一个社会能让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欣欣向荣，那这个国家就终究还存留希望。
美国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媒体控制》一书可说是“反党反政府”的禁书典型。开篇讲政治宣传（propaganda）的历史，先从一战美国威尔逊政府通过无中生有污蔑匈人大屠杀和日耳曼人刺杀婴儿等假证唤起国内民众的参战意识开始，然后才是希特勒如何学样，为德国民众洗脑。此后贯穿全书的统一信息都围绕着认清政府政治宣传的真相展开，尤其是对知识界的洗脑和对异见的打压。
希特勒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政宣理念上有两个重要观点：
一是大众是愚蠢的，不知道如何最大化集体的利益，需要少数精英替他们做出最优决定；
二是简单重复是最有效的宣传手段，应避免任何复杂或具有多种解释可能的高级观点，要将政治宣传口号化，简单化，重复再重复，深深印进无知大众的心田。这其实和美国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家、著有《公众舆论》一书的沃尔特·李普曼观点十分相似：“大众观念完全不能理解公共利益（the common interests elude public opinion entirely）”，它只能被一部分“特别阶层（specialized class）”所理解并进行管理；大众是“迷惑的羊群（the bewildered herd）”，“特别阶层”要保护“迷惑的羊群”不相互踩踏，力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乔姆斯基对这一派精英对大众的社会观念极为不屑，他指出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其实和集权社会的大棒一个道理，只不过前者更为隐蔽，狡猾，更具欺骗性。
乔姆斯基总结一个民主社会基本有两个功能：
精英层进行决策，大众则被排除在决策思考计划执行之外，只观察，却并不亲身参与。但为了体现所谓的“民主决策”，“迷惑的羊群”们仍被赋予选举权，然而这种权利的实质仅仅是：“我们想要某某人代表我们决策”，民众自己依然不能参与决策过程本身。
为了让大众接受这种实质上他们完全不能参与的决策运作方式，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艺术便是制造共识。这基本上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宣传权贵的利益便是大众的利益，尽管权贵只是一个社会的极小部分。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都必须以此为目标，一个人想要成功，就必须以服务权贵为目的，想方设法进入 “特别阶层”；二是对于那些无法或不愿进入“特别阶层”的其余大众，则用各种各样的娱乐媒体来麻痹他们、干扰他们，比如“超级碗”橄榄球赛，比如没完没了的肥皂剧情景喜剧和铺天盖地的选秀选美选傻瓜。
针对民主社会政宣需要应运而生的是庞大的公共关系产业，其最关键职责就是控制公共思想。
乔姆斯基举了193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约翰斯敦钢铁工业罢工的例子。PR人员成功用“我们的利益”来混淆了罢工者、企业家、家属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区别，宣传所有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罢工者是在破坏大家庭的内部和谐，是在破坏“我们的共同利益”。这一宣传策略的关键就是用抽象、空泛、贫乏的词汇来混淆视听，比如“国家利益”，“和谐社会”，“支援部队”等等。我个人的感觉则是一旦宣传中自称代表“人民”，使用 “追求民主自由”等假大空抽象用语，听众就该保持高度警惕。而那些不说具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只知道拿“人民”当统一挡箭牌万灵丹的政客则大多极度危险，居心叵测。
乔姆斯基是“不服从文化（dissident culture）”的拥簇，这跟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强调的艺术家之责任不谋而合。布努艾尔说艺术家们可“构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不服从边缘。感谢他们，当权者永远不能断言人人都赞同他们的行为。……一旦权势感觉它是完全正义且被赞同时，它会立刻摧毁我们仅余的自由，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媒体控制》一书1991年首印，2002年再版，都是布什父子在中东大开海湾之战的敏感时期。在“敌军游行”一章中，乔姆斯基公然拿布什家族比较希特勒；后面“火星记者”一文中更是拿美国的官方反恐政策和恐怖主义定义进行对比，指出二者实质上都是“通过恐吓、威胁或灌注恐惧”等有计划的暴力打击来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但乔姆斯基的批评并非以“破”为全部目的，他还要“立”，立公众的参政论政意识，立不服从文化，立对历史真相和媒体真相的独立思考，立每一位公民对历史、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全民责任。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诸多不满，对民主社会的发展忧心忡忡，但像他这样点名道姓公开指责当权政府谎言和罪行的政治评论家不仅没去流亡，或坐政治监，还被冠以“美国良心”之称，不能不说本身就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一大证明。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一个社会能让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欣欣向荣，那这个国家就终究还存留希望。
（摘自：读书会的博客）
诺姆·乔姆斯基
诺姆·乔姆斯基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博士（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
他的另一大成就是建立了乔姆斯基层级：根据文法生成力不同而对形式语言做的分类。
乔姆斯基还因他对政治的热忱而著名，尤其是他对美国和其它国家政府的批评。从1960年评论越南战争以来，他的媒体和政治评论便越来越著名。一般认为他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
乔姆斯基把自己归为自由社会主义者，并且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情者。据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说，在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是被文献引用数最多的健在学者，并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数第八多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