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生辰纲》研讨与练习三：试从晁盖等人的视角来改写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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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角度”
——与青年作家梅驿对话
封秋昌
封秋昌：青年作家梅驿是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的一位作者。近年来创作势头很好：《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转载了她的小说《您看到张美兰了吗？》；2011年第12期又转载其短篇小说《脸红是种病》（这篇小说荣登“2011年河北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之首）；《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1 期转载了她的中篇小说《祁美玉的忧伤》。梅驿的创作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对作者一无所知，于是致信让她谈谈自己的创作情况。下面是她的回信。
梅驿：封老师好：
我的创作经历很简单，1995年，我19岁时，在《短篇小说》发表处女作，之后工作、结婚、生子，忙于生计和琐事。2007年，我先后在《黄河文学》和《长城》发表了短篇《假发》和中篇《藕儿》，在我心里，这一年才是我真正意义上写作的开始。但我始终是懵懂的，我觉得我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总是左冲右突，形不成自己的风格。后来，我陆陆续续在文学期刊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2010年发表在《黄河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你看到张希兰了吗》被《小说选刊》（2010年4期）转载，并荣获河北省作协2010年十佳作品奖；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祁美玉的忧伤》被《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1期）转载，今年也发表了几篇小说。另外，我也是喜欢诗歌的，之前也写过许多，在《诗刊》、《诗选刊》等刊物上也发表过一些。但说实话，封老师，我觉得我当初的困惑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为人物视角的转换而不知所措，我在阅读中，看到生硬的视角转换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我自己的写作，却避免不了。我不是不喜欢全知视角，但我越来越觉得全知视角的局限性了。这是苦恼之一。封老师，还有之二呢。现在庸文遍布天下，一篇好文章除了要具有思想性之外，还要行文奇妙，让人眼前一亮。这可能需要好的角度。我总是为一个主题绞尽脑汁想一个更好的角度，有时候找不到，便很苦恼。是我对生活的敏感性不够？还是缺乏专业训练？
封老师，跟你倾诉了这么多，盼望您指点迷津啊。梅驿拜谢！
封秋昌：梅驿：大扎收悉。
您说自己在小说创作中有两点迷惘和苦恼。一是关于小说合理的人称转换；一是关于角度。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关涉到小说的表现形式。的确，形式是重要的。不仅小说如此，其他题材的作品也无不如此。
列夫·托尔斯泰说，一个事物有千百种表现形式，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就是要从这千百种形式中找到其中最恰切的表现形式（大意）。果戈理积累了许多生活素材，然而迟迟不能形成作品，因此他向普希金求助，希望普希金能够提供给他一个“情节”，并说只要有了合适的“情节”，他就能写出作品来。在这里，果戈理所说的“情节”，也就是您所感觉到的“角度”，即恰切的表现形式。
托翁的话和果戈理的求助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恰切的表现形式并不好找到。大作家尚且如此，何况我辈乎？
您说：“我总是为一个主题绞尽脑汁想一个更好的角度，有时候找不到，便很苦恼。”这就涉及到了“主题”和“角度”的关系。主题，就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角度，就是体现思想、主题的载体和形式。任何题材的作品，都要处理好这一关系。我认为，思想是作品的灵魂。因为文学作品不管是表现型的，还是再现型的，都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单纯模仿或再现，它所表达的是作家对人生、人性、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或者说，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解释，而作家对世界、人生、人性、生存状态的认识和看法，就是作品要表现的主题，即思想。没有思想内涵的作品，只能是从现象到现象，不能说明和解释世界，这样的作品对人类了解自身和世界，没有任何帮助。有人说，作家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而只能充当人的生存状况的“见证者”。此言不差。但是，作为“见证者”，其作品也不能是有闻必录和现象的堆砌，而只有表达出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的主要或重要特征的作品，才能说是对生活的有见地的“见证”。
但是，思想或主题，在作品中不能直接说出来，必须找到合适的载体以及恰切的“形式”，即将思想蕴含在具体可感的形象和结构之中。所以铁凝认为，文学作品描写的是“思想的表情”。反之，作品就会失之于概念化。
对于思想（主题）和形式（角度）关系，许多作家存在着片面化的认识。比如有些作家把作品的多义性、模糊性、复杂性与思想或主题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如果作品有了鲜明的主题或思想，就会影响作品的多义性。所以他们只热衷于所谓的模糊、多义、复调，而否定思想的重要性。那么，请问：作品中的多条线索、事件、人物是平行并列的呢，还是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呢？如果是平行并列的，作品将是一盘散沙；如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那么是什么东西将这诸多人物和细节连结在一起的呢？答曰：——是思想。托尔斯泰明确地告诉我们：思想是作品的粘合剂。
有的作家标榜自己的写作完全靠灵感。说什么写作之前全无构思，写什么，怎么写，全看铺开稿纸或打开电脑时脑子的“一闪念”，然后就跟着感觉写下去。这种写作方式，让我想到了过去不识字的农民给新生婴儿起名的风俗和方法：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既不查字典，也不求助于有文化的人，而是清早起来走到街上，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孩子的名字就叫什么。比如，生的是男孩，如果第一眼看到的是有人背着粪筐拾粪，那么这男孩就叫“拾粪”了，若是女孩，如果第一眼看到的是槐树，这女孩就可能叫“槐花”了。
所谓写作完全靠“灵感”的作者，他们的写作既然如此随意和信马由缰，当然就不会为所要表现的思想、主题去苦苦寻找恰当的载体和角度了，自然就没有因“寻找”的不易所产生的“苦恼”了。为什么当今会“庸文遍天下”？这种随意性的“玩写作”，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当然，灵感在写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但灵感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第二，灵感的产生建立在勤于思索的基础上，先有“百思不解”，尔后才会有“茅塞顿开”的灵感。大作家的写作有时也有这种情况。记得屠格涅夫说他的一篇小说，就是在街上散步时，偶然抬头看到一座楼房的窗前站着一个姑娘，于是引起了创作冲动。这“偶然一瞥”，引起了屠格涅夫对有关生活的回忆和进一步的思索，所以完成后的小说与那个在窗前站立的姑娘并没有什么瓜葛。这就是说，小说不是对那个姑娘的主观想象，而写的是屠格涅夫酝酿已久的生活和体验。屠格涅夫那篇小说的确源自于这“偶然一瞥”，不过这是个导火索，起的只是“引爆”作用。因此这与上面说的“玩写作”毫无共同之处。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恰切的角度和表现形式呢？这里没有什么捷径和诀窍。它首先要求作家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对世事的洞悉能力；其次，要有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素材，并且有鉴别、比较、联想的丰富想象力；再次，要有“寻找”的意识和耐力。我以为这几点是互为因果的。有能力而懒得去想，去“寻找”，当然不行；苦思冥想而缺乏天分和能力，同样不行。作家的修养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活、知识、思想、境界等等方面。作家的修养与能力成正比。所以，仅仅有文字表达能力是不够的。作家不能只读文学作品，哲学、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宗教等诸多方面都要有所涉猎，惟其如此，作家的综合能力才会提高，看问题才会敏锐、深刻，其作品才能避免平庸和人云亦云。
总之，提高作家的修养和能力，功夫在诗外。
梅驿：封老师好：来信收悉。
您的信意旨深远，内涵丰富。我虽是中文专业出身，却很少受到如此有益的教诲，深为感谢。一是，“有见地”的见证者。您的提法真好。作家是生活的见证者，而如果随意取材，粗陋为文，缺乏思想和认识，这样的“见证”对人认识和解释世界毫无用处，那么，还是不写的好。二是，多义性、模糊性、复杂性与与思想或主题的关系。这一直是我困惑的地方。我读外国小说，常读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幽微之处。但它却令我如饮美酒，齿舌生香。苏童在谈到短篇小说时也说，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的短篇小说会令人生疑，它值得谈论吗？相反，一个无法用简短的句子概括的短篇小说，同样也让人怀疑，它还是短篇小说吗？这是不是说明了小说内涵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很重要呢？但我确知，多义性、模糊性跟小说的思想性是不应相悖的，因为思想本身就不是单一的。我不是很喜欢意识流和先锋派，我觉得写小说还是老老实实的写好，小说还是明明白白的好，但目前来看，这种写法很不讨好。封老师看，我是不是很矛盾？第三，您谈到了灵感。我虽然不靠灵感写作，但也笃信灵感带来的“引爆力”，我一直等的就是“马尔克斯的床单”。您那段话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想我是只笨鸟，但我笨对了。第四，您坚定了我读书的勇气。作家仅仅有文字表达能力是不够的。我读书太少了。
其实，不仅仅是读书，在很多方面我都是很欠缺的。
封秋昌：回信收到，勿念。我想强调两点：
一、一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与作家的特点有关，不要刻意为之，即是说，怎么写着顺手就怎么写，不要盲目效仿他人；不同的题材、内容要求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写法。二、鲜明的思想性与多义性、模糊性的关系是个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现代小说讲究多义性、模糊性。单一性就是简单化。你说得对，一个深刻的有概括力的思想，本身就具有多义性，因为它能让人由此及彼联想到许多现象。但在具体作品中，如何使二者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是对作家功力的检验。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