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伟人晚年悲剧结局原因初探”写作辅导与学生习作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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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伟人晚年悲剧
——揭秘暮年毛泽东都迷恋什么(1)
作者: 孤独刀客
毛泽东垂暮之年，身心交瘁，视力减退。但仍然读书成癖。患白内障以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地看大字本书（特地为他印刷的），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眼睛作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大量读书，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然手不释卷。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看文件、读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
（1）常备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从头到尾读过，有些篇不只读一遍。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对《资治通鉴》非常重视，曾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校点《资治通鉴》。他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俱。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校点本出版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反复阅读，作了批注、许多标记和圈点。
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有时候一看好几个小时。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这部书他看了“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哟。……”毛泽东说：“这本书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做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哟。为什么？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毛泽东又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怀抱着这样的指导思想，《资治通鉴》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
（2）毛泽东最后4年嗜读古书 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注印刷了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由于版本字体较大（最大的达36磅长宋字体），称为“大字本”。
这是按毛泽东的意图，专门印制的。这些大字本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中的一些篇目；以及《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晁错、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子等人的著作；庚信、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辛弃疾、蒋捷、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曲等。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生命最后4年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以及他黄昏岁月复杂的心态。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亡身）后，毛泽东布置校注印刷了《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反思事件发生后的时局；他还布置校注印刷了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
1974年3月，毛泽东又布置校注印刷了一批“评法、批儒”的大字本。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闹剧从此揭幕，目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4年5月，毛泽东布置注释了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斌》、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这时毛泽东面对政治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壮志与暮年，造成错综复杂的心态，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中寻求抚慰了。
（3）寄情古诗词：“两件大事、恩怨相尔汝” 毛泽东晚年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他从来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对一切否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他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己”（曹操诗），却又疾病缠身，无法动笔的情况下，他只能把万种情思寄托于古典诗词。
1975年4月，周恩来病情恶化，毛泽东布置校注印刷宋代张元干的《贺新郎》词：“……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他己意识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性。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限忠诚、处理国事须臾不能离，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
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成长的伟人。他爱读古书、并广泛灵活地运用到政治斗争中，最欣赏的是秦始皇、曹操、朱元璋等帝王将相的谋略兵法、君主南面之术，使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
这是一代伟人晚年的悲剧。
资料二：邓小平眼里，伟人晚年的最大悲剧是什么？
伟人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处于一种活动空间仅限于自己家庭所在的大院内的“软禁”状态。他虽然不能亲自前往中共中央设置的吊唁大厅，向自己尊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表达无限沉痛的心情，但仍然和家人一起，在家中设置了一个悼念伟人的灵堂，献上了一幅花圈，表达自己对伟人的无限真挚的感情。
对于伟人，邓小平始终充满了尊敬。
虽然，在伟人与邓小平之间，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但这在政治家之间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邓小平始终把伟人看做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对如何评价伟人的功过和伟人思想，讲了十分中肯、十分深刻的意见：
关于伟人同志功过的评价和伟人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伟人思想，对伟人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伟人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伟人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伟人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伟人同志的评价，对伟人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伟人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伟人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