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生辰纲》教案、实录、说课、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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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杨志说两句话
——关于《智取生辰纲》的对话
侯会
甲：新版语文教材高中第四册，收入《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文。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是一篇保留篇目。
乙：不错。智取生辰纲是“水浒”英雄反抗官府的发轫之举，这段文字又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片断之一。早在解放初期，该篇人选高中课本，算来已“年届半百”了。
甲：如此说来，当年读过这篇课文的中学生，如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这足以说明好的作品有着永恒的魅力，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只是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发展迅速，无论人们的思维模式，还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今天再来学习这篇课文，是否也应与时俱进、有些不同的认识呢?
乙：的确，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分析”常被“阶级分析”所取代。50年前的通常提法是：“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的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拿本课中押送生辰纲的杨志来说，以前的评价是：“杨志一心想做官，‘博个封妻荫子’，结果是赔尽小心，依然落得一场空”；“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鄙薄其为人”。更激烈的批评，则直指杨志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效忠’统治阶级这一中心课题”。直至近年，语文教材对杨志的评判，也仍未脱离“做官心重”的窠臼。这恐怕不合小说家塑造人物的初衷。
我们知道，《水浒》作者塑造梁山一百零八将，并非平均用力，而是着力写好几个中心人物，杨志便是其中之一。早在《水浒》成书之前，南宋说话中已有题为《青面兽》的单篇话本。早期《水浒》材料《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和《大宋宜和遗事》中，也都有杨志的身影。到了今本《水浒传》中，杨志于第十二回出场，在以下的第十三、十六、十七诸回中，他也都是担纲主角；其“戏份”仅次于宋江、武松、鲁智深、林冲等少数几位好汉。此外，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小说家将其定位为民族英雄杨家将的后裔，正是要明确其正面人物身份。--作者又怎么可能去贬低他、丑化他呢?
甲：言之有理。只是用现代读者的眼光来看，这个“智取生辰纲”中的杨志，确实有点“官儿迷心窍”。你看，为了求官，他不惜降低人格，打点钱物奔走于权贵之门；为了换取保举，他又甘当鹰犬，替梁中书押解不义之财。总之，杨志不大像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豪杰。
乙：问题正在这里。读者对人物的好恶，部分取决于他们的阅读期待。读《红楼梦》者，期待欣赏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读《水浒》者，期待欣赏侠肝义胆的豪侠超人。而杨志更像是个普通人，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在继承英雄禀赋和气质的同时，心中又有着老百姓式的“小算盘”(或称之为“人生理想”之类)；为了实现久存心中的生活目标，风尘仆仆奔走于利欲之途，甚至不惜忍辱负重、屈己从人。这或许不合某些读者寻觅超人的阅读期待，但从文学进步的角度衡量，杨志(还有林冲等)又是最接近现代文学理念的小说人物。有人曾总结说：一部西方小说史，就是一部淡化英雄的历史。此言道出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小说史的概括与评价。
其实细想起来，杨志的所作所为，也并不难理解。他毕竟生活在封建时代，不可能有更高的人生起点。何况设身处地想一想，杨志谋求做官又有什么不对?在古代，做官是人们择业谋生、施展抱负、实现自我的正当途径。李白、杜甫不也追求过仕途通达吗?
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陆游……也都一生未离官场。武人当中，岳飞、韩世忠、戚继光，还有杨志的父祖，哪一位不是出身行伍的军官武将?人们并未因其效忠封建王朝而否定他们，又何必单单苛求于杨志?杨志是将门虎子，习武从军正是他立身择业的首选目标。作为英雄之后，他有着强烈的家族荣誉感，“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在那个时代，杨志的追求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以“做官心重”来批评杨志，显然于理难通。
甲：听您这么说，倒也不无道理。不过杨志替梁中书押解生辰纲，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乙：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杨志生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很难挣脱“感恩遇、酬知己”的旧式报恩思想束缚。当其落难时，梁中书荐拔他于囚徒之中，使他在失望中重新看到希望；出于报恩的目的，他自然不会拒绝“恩相”委派的任务。况且封建时代的上下级关系，被打上人身依附的深深烙印；在“恩相”的荫庇下，也很难指望杨志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对上司交办的任务能明辨是非、有所选择。更何况屡遭权势者轻忽的杨志，正需要一次完成艰巨任务的机会以证明自己；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搀杂着谋求保举的希冀。
另一方面，作者让杨志执此鹰犬之役，恐怕还另有深意。追寻“智取生辰纲”故事的源头，我们发现在原始《水浒》故事中，杨志与生辰纲本无关联。在宋元话本《宣和遗事》中，“北京留守梁师宝”派去押送生辰纲的爪牙人物是“县尉马安国”。而杨志的经历在书中另有交代，他身为“指使”(制使)，与其他十一位指使一同“搬运花石”，独自一人被困途中，因变卖宝刀而误伤人命；在发配路上为孙立等所救，一同去梁山落草。到了今本《水浒》中，杨志取代县尉马安国，成了押送生辰纲的主角，整个故事也变得更加丰富、生动。小说家作了这样大的改动，大概不仅是为了删掉马县尉这样的赘疣人物，使小说情节更加集中；也不是单纯为了增加押送者的分量，以反衬晁盖、吴用等人的聪明智慧。作者让武艺超群、志存高远的英雄后裔来取代一个小小县尉，执此鹰犬爪牙之役，这本身就是对统治者有眼无珠、作践人才的指斥，借此抒发作者久郁胸中的英雄沦落之悲，大才难用之叹!
甲：您的话，使我想起晚明思想家李贽对《水浒》主题的阐释。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称：“《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而小说家所愤慨的，正是“大贤处下，不肖处上”、 “小德役(役使)大德，小贤役大贤”的不合理社会现状。杨志的遭遇，似可作如是观。
乙：的确如此。杨志空有报国之志，可惜生不逢时，赶上了政治窳败、世道混沌的世道。靠着会踢两脚球而发迹的破落户子弟高俅，居然坐上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他一上台就官报私仇，逼走王进、逼反林冲。--杨志进京谋官之前，先在梁山脚下遇到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林冲，这应是小说家的寓言之笔：在位的贤才尚且被高俅逼走天涯，杨志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
貌似识才爱才的梁中书，比高俅好不到哪儿去。他提拔杨志，不是为国求贤，而是为自己网罗爪牙。因此他对杨志压根儿谈不上尊重与信任。金圣叹在《水浒传》第十五回回前总批中反复陈说：梁中书派老都管及虞候协同杨志押送生辰纲，实则是对杨志不放心，“视杨志过轻，视十万过重”，生怕杨志监守自盗、半路对十万贯财宝“动心”。杨志的悲哀也正在这里：“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的将门之后，不仅要受制于蔡太师的奴才梁中书，更要受制于奴才的奴才“老都管“!虎落平阳，英雄末路，人才贬值的悲剧，至此达到了极致!在小说中，杨志是“天暗星”临凡；他绰号青面兽，“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给人满面晦气的印象。可知作者是把杨志当作悲剧英雄来塑造的。读“智取生辰纲”至老都管喝骂“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等语，可以感觉到作者下笔时，一定是感慨悲愤，眼噙同情之泪的。
甲：以前读“智取生辰纲”也曾有过疑虑：若说杨志是负面人物，作者却将其置于核心位置重点描摹，行文中也很难看出有何贬抑、损毁的倾向。相反，杨志才干过人，有着丰富的江湖经验，对局势判断准确无误，应对计划也周至细密、无懈可击。若非毫无见识又妄自尊大的老都管破坏他的威信、打乱他的部署，吴用的计策再高明，恐怕也奈何他不得。
乙：是啊。有人认为渲染杨志的才干，是为了反衬吴用的高明，不能排除作者确有这样的意图。不过说到底，导致杨志失败的主要因素来自内部。如你所说，杨志是久惯江湖的行家里手，老都管却是“城市里人，生长在相府里”。然而这位“外行”偏要指手画脚领导“内行”，最终导致生辰纲的失陷。不过想一想，治军外行的高俅却可以决定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林冲的命运，又可以毫无理由地将杨志赶出殿帅府；可见外行领导内行、排斥内行，原是封建体制下统治者对待人才的常态。这也就是李贽所说的“小贤役大贤，小德役大德”吧。因此，为怀才不遇者鸣不平，替报国无门的英雄感慨悲叹，不仅是“智取生辰纲”的主题，竟又是整部《水浒传》的主题了。
甲：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水浒》作者在创作“智取生辰纲”时，仅仅利用了《宣和遗事》“马县尉失陷生辰纲”的故事框架；至于人物和思想，则被作者赋予新的意义，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社会批判力度。--若仅仅视为对杨志个人品质的讥刺与否定，则无疑是曲解了作者的用意，辜负了他的一片创作苦心。
乙：我同意你的看法。顺带提到，《宣和遗事》中的“马县尉失落生辰纲”关目，其实也还有其原型。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有一则《燕仆曹一》的故事，应即此段情节的最初故事原型，引录如下：舒州民燕五，在市煎货糍饵。淳熙十六年四月，一男子自通为曹一，求备舂粉使令之役，衣饭外不请工钱，燕留之为仆。小心祗恪，颐指如意。虽令干置它事，悉皆尽力。凡四年，晓夕如一。郡人皆以为未尝见店铺众仆厮若是其谨者。一夜已寝，外有十数人敲门，称来就曹一索命：“我辈根寻他四年于此矣，今日须将命还我!”曹当时颤惧，亟告主人云：“其实府差罪过，不敢有隐。昨经过连州，见有十二商客，所赍颇厚，因诈作提茶人，就山冈上倾茶与吃，而和药于中，皆困倒不醒，即杀之。而拣取金银北还。今埋在本州宿松石桥下。若蒙相救，当尽以答谢。”燕五大骇曰：“十二人同行，尚被汝坏了，何况我家只六口，又多幼小。早知汝行止如此，那敢相留?既冤债临门，岂能奉救?”俄闻门外言：“燕五哥此说极是。”已而门自开，众鬼摔曾一去。(《夷坚三志》己卷四) 你瞧，“智取生辰纲”故事的要点，在这段材料中全都具备了。
甲：二者的确有不少相似点。首先，被害者的身份都是携货甚丰的商人(自然，《水浒》中的商人是杨志等人假扮的)。其次，二者又都是以少敌多：《夷坚志》中是曹一独自对付十二位商客，《水浒》则是晁盖等八人对付杨志等十五人。其三，作案地点都是在便于下手的山冈荒僻处。其四，全都以贩卖饮料为下手契机，不过有提茶、卖酒的区别而已。
乙；一点不错。此外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如《夷坚志》中的曹一纯是杀人恶魔，为“所赍颇厚”的一宗财货残杀了十数条性命，如此罪行令人发指，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十恶不赦的。“水浒”故事则对这样一段素材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将杀人越货的情节改写为夺取不义之财的正义之举，原型故事中的血腥气息也大大削弱了。尤其是到了今本《水浒》中，经过施耐庵、罗贯中大手笔的再创作，生辰纲故事被演绎得起伏跌宕、扑朔迷离，生动酣畅之余，平添了无限机趣。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还丰富了人物形象，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读者从中正可领略到《水浒》作者点石成金、化腐为奇的高超艺术才能。作为世代累积型的长篇章回之作，《水浒》就是这样通过众多作者的不断加工润色，思想、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终于成长为文学园圃中的参天大树的。（《中学语文教学》2002年第1期）
3．金圣叹评《智取生辰纲》的艺术价值
第一，金圣叹认为，《智取》的情节设置，“花攒锦凑，龙飞凤走”。
看他写枣子客人自一处，挑酒人自一处，酒自一处，瓢自一处，虽读者亦几忘其为东溪村中饮酒聚义之人，何况当日身在庐山者耶?
“读者亦几忘其为东溪村中饮酒聚义之人”，正说明情节之引人人胜，小说之移情作用。金圣叹指出，《智取》的核心情节吃酒，“一样波折，而有两样翻涌”。金圣叹比较众好汉吃酒和众军汉吃酒，评其叙事手法是“故作奇波”，横生妙趣：“前七个人买时作此一波，实是无药好酒，故成奇趣。今十五个人买时作此一波，酒中却已有药，故又成奇趣。盖虽一样波折，而有两样翻涌也。”金圣叹又指出，《智取》的情节设置多用逆笔而生奇趣怪趣。状白胜和杨志斗口为“欲极板开”之“绝世奇笔”。“奇”在何处?白胜明明是晁盖、吴用一伙，却装作素不相识；白胜明明要卖酒与杨志一行，却口口声声“不卖不卖”；白胜明明知晓将于酒中下药，却高叫“这酒里有蒙汗药”!“一似惟恐为其买者，真可怪也。”金圣叹还指出，《智取》对故事的叙述“细针密线”而又“不慌不忙”。“智取”成功的核心一招——下药，原文如此描写：“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那汉看见，抢来劈手夺住，便盖了桶盖，望桶里一倾，持瓢往地下一丢，口里说道……”吴用拿瓢舀酒，白胜夺瓢倾酒，药已瞒天过海下于桶中。金圣叹于此连点五个“妙”字，眉批：“此一段读者眼中有七手八脚之劳，作者腕下有细针婉线之妙，真是不慌不忙之文。”“花攒锦凑”，言情节之曲折紧凑引人人胜，“龙飞凤走”，言情节之流畅自然衔接自如。这是对 《智取》情节设置艺术的准确评价。
第二，金圣叹认为，《智取》的人物语言，“描摹入画”，“凿凿可听”。
看他写一路老都管掣人肘处，真乃描摹入画。嗟乎!小人习承平之时，忽祸患之事，箕踞当路，摇舌骂人，岂不凿凿可听?
金圣叹十分看重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押送生辰纲路上，杨志与都管、虞候、军健的矛盾产生、发展、深化，众军健的心怀怨恨、两虞候的挑拨播弄、谢都管的“口舌可骇”，金圣叹多次批以“真有此语”，即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至黄泥冈，在走与歇的问题上矛盾终至激化。此时，《智取》写都管骂杨志言语：“……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取你做个提辖，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值得恁地逞能!”金圣叹作四次夹批：“第一句，说破杨志不是提辖，恶极。‘“第二句，说提辖实是我家所与，恶极。”“第三句，说杨志即使是个提辖，亦只比之芥子，恶极。”“已上骂杨志……妙绝。”谢都管是奴才，在杨志面前却又代表主子，个性化的语言反映出谢都管的独特身份、独特经历和在矛盾中的独特地位。“金批”准确点出了小说语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看白胜与众好汉的对白，不独符合白胜的“卖酒人”身份，更重要的是，“接口成文，转笔如戏”，看似无关紧要的笔墨，却产生了诱惑军健扩大矛盾，消释怀疑，“罩定杨志”的效果，为完成“智取”计划作了重要铺垫。
“《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金圣叹的评点，十分注意分析这一特点。
第三，金圣叹认为，《智取》的环境描写，“不费笔墨”，“分寸不失”。 看他写天气酷热，不费笔墨，只一句两句，便已焦热杀人。古称盛冬挂云汉图，满座烦闷，今读此书，乃知真有是事。
《智取》写“天热”约二十余处，有的通过作者的介绍直接写，有的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间接写。“天热”是智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天热方须歇凉，歇凉才会饮酒，饮酒终于中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志一行败于“天热”，而晁盖一行成于“天热”。金圣叹注意到典型环境和情节发展的关系，点出了《智取》在这方面的成就。首先，“金批”点出，《智取》对“天热”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是真有是事，也就是说，烘托了小说的气氛，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其次，“金批”点出，环境描写文不在多，妙在传神。“那石头热了脚疼”，金圣叹于此句夹批：“只得一句七个字，而热极之苦，描画已尽。叹今人千言之无当也。”复次，“金批”点出，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密不可分。众军汉思量歇凉，却被杨志藤条驱赶，小说写“众军人看那天时……”，金圣叹于此处夹批：“陡然写出‘看那天时’四字，遂已抵过云汉一篇。”天气之炎热难当，军健之怨怒怅恨，俱从四字道出。末次，“金批”特别注意到小说对“天热”这一典型环境的描写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白胜唱那首“赤日炎炎似火烧”山歌上山，金圣叹评其妙处，乃“深喻众军身负重担”，“为其恰好唱人众军汉耳朵也”。“作书者虽一歌不欲轻下如此，如之何读书者之多忽之也?”这就提醒读者，不要忽略歌词意象对小说场景转换和隋节发展的作用。
第四，金圣叹认为，《智取》的叙事手法，“有宾有主”，“曲折夭矫”。 从来叙事之法，有宾有主，有虎有鼠。夫杨志虎也，主也；彼老都管与两虞候特宾也，鼠也。设叙事者于此不分宾主，不辨虎鼠……将何以表其为杨志哉?
“金批”涉及到人物之间的对比映衬关系。押送队伍，十四人和一个杨提辖，十四人糊涂，杨志清醒，十四人为“宾”，杨志为“主”。“杨志英雄精细，超过众人万倍”，比之晁盖、吴用，却又相形见绌。杨志一行在明处，晁盖一行在暗处，杨志一行为“宾”，晁盖一行为“主”。金圣叹看到了《智取》的“叙事之法”，妙在“有宾有主”以“宾”衬“主”。金圣叹复以杨志饮酒为例，说明《智取》运笔之“曲折夭矫”。众军汉请杨志饮酒，“杨志那里肯吃”。夹批：“故于此处特特勒出一句‘不吃’，夫然后下文另自写来，此固史家叙事之体也。”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拿起来只吃了一半”。夹批：“另自写，写得曲折夭矫。”“杨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将起来。”夹批：“前文杨志也吃酒，只吃得一半，我谓既已吃矣，何争一半?及读至此，始知前文吃少之妙，便于十五人中，先提出杨志，不与彼十四人聚头作计，烦聒不已也。”这便是《智取》行文之“曲折夭矫”处。金圣叹已经看到，《智取》笔法乃“因文生事”，“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故“随手所触，皆成妙笔”。这就涉及到形象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第五，金圣叹还认为，《智取》的文字照应，“草蛇灰线”，“拽之俱动”：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水浒》写武松打虎，十七次写“哨棒”。至“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金圣叹批云：“勤写哨棒，只道仗他打虎，到此忽然开除，令人瞠目结舌，不敢复读下去。”“勤写哨棒”，骤看不觉其妙，细寻连成一线，拽之通体俱动，这种“隔年下种，先时伏着”的伏笔照应之法，被金圣叹喻作“草蛇灰线法”。《水浒》此法多见，《智取》亦用之。开始写杨志“又带几根藤条”，夹批：“以备后用。不是此处放此一句，后来一时如何生得出？”杨志对贩枣客人消释疑心，贩枣客人请“客官请几个枣子了去”，夹批：“无有一见即请吃枣之理，只为下文过酒用着枣子，故于此处先出一句，以见另有散枣也。”“两个客人去车子前取出两个椰瓢来”，夹批：“明明瓢之与酒从两处来。”举凡“藤”“枣”“瓢”这类“道具”，布设文中，绝非闲笔。“鞭”，有鞭的作用，无鞭何以打人?打人，实为激化矛盾。“枣”，有枣的作用，无枣岂可邀饮?邀饮，乃为迷惑对方。“瓢”，有瓢的作用，无瓢如何舀酒？舀酒，正为相机下药。此类物事，不是凭空布设，游离情节之外，而是伏线文中“拽之俱动”，成为“软取”的有机组成部分，令情节灵动摇曳、曲折多姿。
金圣叹“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金圣叹的评点往往点在关键处、细微处、读者不易注意处，目的是“使读者胸中添了若干文法”。评点夹在作品当中，与作品交织一处，读者在阅读欣赏过程中，随时会听到评点家的声音。对喜欢猎取情节的读者而言，这种声音不免多少割断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而对希望提高审美感受能力的读者而言，这种声音则提醒读者注意欣赏一些容易忽略的东西，在欣赏心理中增加品味思索的成分。步入风光旖旎幽深曲折的山谷，游人何其赏心悦目不暇接！然山谷美景宜从何处仔细观赏?此时，倘有一块竖立的标牌引你寻幽探胜，不亦乐乎!读《智取》“金批”，评点家不时响起的声音，不就是阿尔卑斯山谷竖立的那些“慢些走，欣赏”的标语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