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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转帖]乡土教材：乡土知识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 |
| 10月9日至10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中心（筹）共同主办的“课程与文化：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系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次以乡土知识和民族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大规模、高规格的会议。来自教育部、国家民委及各地教育局等相关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及香港乐施会、福特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北京天下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多家NGO组织，以及基层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等近200人参加了会议。 不让孩子成为“文化边缘人” “对于我国广大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教育并不能让所有的人离开生长的土地。很多人完成基础教育以后，还是要回归传统社区，过传统生活，从事传统生产。”经过多年的教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依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怎样才能避免孩子们成为融入不了主流社会，又不能认同祖辈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边缘人”，让他们在学校学到有助于生存，并获得幸福的知识，成为这位教育学者，同时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原本被忽略的乡土教材。“涵盖本土知识和本土文化的乡土教材能为农村和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一些基本的生存教育，对他们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滕星说。 2001年以来，教育部实施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改革，这就为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在这个政策之下，各地、各学校陆续开发和编写了不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包括地方教材、校本教材等，使学校教育在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乡土知识传承和地方、校本课程开发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和“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项目是由滕星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近年来开展的两个重要项目。它们是在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现状和现实存在问题所提出的。在项目成果初步实现之后，项目团队进行了后续跟踪和调查研究，将所获得的经验和总结的模式进行交流与推广，继续探讨适合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模式。 乡土教材“多地开花” “勐罕镇是一个以橡胶业为主导、以粮食生产和水果栽培为辅、旅游业逐渐兴起、传统稻作逐渐退出主导地位的多元文化社区。”2006年7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调查，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3名博士研究生对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这个傣族聚居的乡镇的经济文化类型作出了以上判断。 依托这个判断，3名博士研究生为勐罕镇的乡土教材确定了主体内容，那就是橡胶的采种育苗与优良品种介绍、病虫害防治和无公害水果栽培等技术。这是依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试点之一。 在研讨会上，来自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中学的教师展示了他们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一起开发的《云南省景洪市勐罕乡初中地方性校本教材》。这套教材不仅包含了丰富的乡土民族文化知识，还结合当地的经济文化类型，加入了实用性的内容。校本教材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扎龙中心学校与“国际鹤类基金会”、“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湿地国际”等民间组织利用湿地文化教育资源，开发了校本教材《仙鹤起飞的地方》。教材介绍了扎龙湿地以满族为主的世居民族的多样文化和对自然的态度，将保护环境与弘扬地方文化相结合，找到了当地文化的“根”。通过对乡土文化的尊重，也带动了学生对生存的周边环境的尊重和保护。 近年来，以乡土教材为依托，传承乡土知识和地方传统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在此次研讨会上，云南省腾冲县横河村傈僳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本土艺术课程资源开发项目、广西壮乡歌圩教育等乡土课程开发的实践和研究项目，都给与会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乡土教材“多地开花”，但是乡土教材怎么编，还是一个困扰广大基础教育者的难题。哪些乡土知识可以被纳入教材？乡土教材的编写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与会者一致认为，乡土教材的内容需要考察和研究，并不是越“土”越好，要收入那些能反映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容。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乡土知识，它不仅包括传统知识，还包括新创造出来的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知识。在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中，应充分尊重当地教师、学生及家长的意愿，反映当地的实际需求。 此外，在乡土教材的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乡土教材的内容不包含在升学考试中，因此很难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足够的能够理解与教授乡土教材的教师队伍，使得乡土教材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乡土教材在体系上与学校其他教育内容相对脱节。 针对这些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在完成规定教学内容的前提下，把乡土教材的内容以各种灵活的形式传输给学生，不给学生造成多余的负担，才能保持学生对乡土教材的热情。其次，在乡土教育和乡土教材受制度环境限制的情况下，地方和学校应充分调动可用的社会资源，包括社区资源、NGO资源等，整合各方力量，唤醒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此外，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乡土教材实施使用的重要保障。让教师参与教材改革和课程开发能够培训和锻炼一批乡土教育的骨干力量。 乡土教材应该成为国家课程的补充 国家课程与乡土教材、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与会代表热烈讨论的问题，专家学者指出，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应融入以国家课程为主导的学校课程之中，从而在学校教育领域构建一种和谐发展的课程体系。 北京大学的钱民辉教授提出，编写乡土教材时，强调文化传承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文化交融。在乡土教材中要考虑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要有涉及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内容。乡土教材应该成为国家课程的补充，建立“多元一体化”的教育体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认为，作为国家的成员和未来公民，各族学生无疑需要了解全国范围的历史、地理、自然知识。但是由于教材容量和授课时间有限，通常国家课程教材主要介绍的是中原地区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中原皇朝的历史。因此国家课程必须包含与各边疆地区、边疆少数民族相关的基础性知识。 与此同时，各地编写的乡土教材也要避免过于狭隘的“本土性”，应当在地域和族别方面具有更宽的涵盖面。如果只包含本地（本省、本自治区甚至本自治州、自治县）的历史、地理、传统文化等，学生们的“乡土知识”将只局限于本地，这对他们建立有关“整体的中华民族的乡土知识”是不利的。 因此，马戎认为，在看待国家课程与乡土教材、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时，应当把两者看成“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国家课程中应当包含一定的地方性知识，“局部”的脉络可以是粗线条的。各地区的乡土教材可以对局部地区和当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给予更多的介绍，但是其主脉和基本精神必须与国家课程相协调。中国的乡土教材应当是在“中华民族”整体框架下叙述介绍本地区和当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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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pantao 2009/12/6 12:49:14 打印 回复 短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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